以前我那位了不起的自由主义右派上铺在我们的某个卧谈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懒惰者，怯懦者逃避的借口。他并不是富二代，所以他能持这样的观点我是很欣赏的。我并没有非常否定他的这种看法。我也觉得带领大家走社会主义的人物是富有牺牲精神的普罗米修斯，而跟随着的大多数可能确实都是懒惰、近视和庸俗的失败者。他们没有勇气，害怕竞争，被某个局部的失败打到了，不敢回到竞技场，只敢站在外面否定竞技场和竞技规则的合理性，而攻击合理性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公平”。

当我们买不起房子的时候，我们想到公平，当我们的孩子读不了好学校的时候，我们想到公平，当我们看到有人的财富几辈子都用不完，而我们连这个月的钱都要算计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到了公平。公平有时候是个很神圣的理想，有无数的人为此牺牲，但是我不得不说公平仍然是庸俗的。大家天天说教育公平，新任的教育部长也说要实现教育公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明白中国人所要求的教育公平是什么意义，实现这种公平到底有没有可能。虽然有人举了很多国外似乎很公平的例子，其实让我看到的都是完全的不公平。许多发达国家所实现的不顾是公共教育的公平罢了，富裕阶层仍然有自己优良的私立教育机构。而国人要求的公平是绝对的公平。这种庸俗的公平在大家对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制度的看法中体现的非常彻底。几乎所有的人对这项改革最大的期望就是“公平”，也就是要杜绝主观的标准，暗想的操作，从现在实行的情况看，确实做到了非常“公平”，推荐出来的学生都是各个学校学习成绩最顶尖的几个人，虽然他们其他方面表现得不错，但是我坚信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他们的考试成绩和排名。这样推荐确实公平了，无可指责。可是，我们这项改革的目的是不是彻底落空了。本来我们想在考试之外为优秀人才寻找个脱颖而出的途径，结果这个途径还是变成了考试人才先走一步的快捷通道了。为了所谓的公平，一切还是回到了考试和分数的指挥棒下，而那些在某些学科有特殊才能，但是考试分数不占优势的特殊人才仍然没有出路。钱学森先生所期待的人才仍然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得不到优先发展。

如果一切都是公平的，我们怎么体现优秀人才的特殊才能，怎么体现优秀人才的特殊贡献，怎么激励社会进步？回到另一个问题，韩寒说，房子问题把中国青年的理想都扼杀，这种看法我并不赞成。即使不是房子，也必然是别的东西要成为青年奋斗、挣扎的原因，成为赶着我们辛勤工作，努力创造的“鞭子”。正是因为有不公平，所以我们要擦干血迹，继续战斗！

冯友兰认为人类虽然试图思考一下自己用来思考和认识的那种能力，但是根本不可能，因为用来思考思考的能力仍然是人类思考的能力而已。

我觉得认识人类思考的能力，不能靠哲学家坐在那里空想，而是要从研究动物的思考能力开始。

看到纪实频道一个有意思的节目想到的。

另外，真正的科学家就是这种人，他们有兴趣，有毅力去研究宇宙中最复杂的运动，甚至研究动物的思考和行为，可是没有能力研究自己同类中异性的想法，哈哈

继续看《中国哲学史》，发现两个常见成语的非常起源：

一，想入非非

鸠摩罗什历史上第一个翻译佛经成汉语的人，他的两个徒弟，僧照和道生。僧照有个理论，说宇宙的真谛是有三个层次的。第一层的俗谛是万物为有，真谛是万物皆无。第二层次的俗谛是万物为非有，真谛是非无。第三层次也就是最高层次，俗谛是非非有，真谛是非非无。就是说真正的无，不是普通的，能够认识的无，也不是人不能想象的无，真正的无是不可言说的。想入非非就是指思考这些形而上的哲学问题。

二，麻木不仁

这是个中医词汇，所谓不仁，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没有仁心，仍然是指麻痹。按照程颐的观点，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爱人如爱己。身体瘫痪的部分好像跟身体已经不是一部分，因此叫做不仁。

作为普通人，充满卑微的恻隐之心的普通人，我们总是见不得世界上一些悲惨的不公平的现象。见不得狼吃掉弱小的绵羊，见不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见不得弱肉强食，见不得工人被剥削，为了一些基本的生存条件苦苦工作，挣扎，而另一部分人只要等着，就可以得到财富的增值。

可是我们可能忘了，这就是自然规律，这就是经济规律。人类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他们虽然生活在自然界中，生活在经济规律中，却不一定能认识到自然规律的意义，和按照自然规律生活的意义，所以需要有道家哲学来进行阐释，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圣人无情以万物为刍狗。

羊自然被狼吃，小鱼自然被大鱼吃，一部分人拼命工作为另一部分人积累财富，创造享受条件，但是物种照样进化，财富照样增长，人类社会照样进步，这就是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忘。

有一些看不清自然规律的人，非要逆潮流而动，把自己想象中的秩序当作自然的秩序，这群人中最登峰造极的就是马克思了，以为人人平等，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自然界都进化45亿年了，我也没看见羊的自由成了狼的自由的条件了，马老认为客观规律与主观规律是同一的，那么估计人类社会到那一天也不会少于45亿年。更想不通的是列宁同志，Mao同志，为了想象中的规律，居然没有条件上，创造条件也要上。苏联发生什么大家知道的不具体，中国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当然也有可能，我们的伟大领袖也是孔子一般“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圣人，而不是老子那样的圣人。

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圣人无情以百姓为刍狗，这个社会的领导者就是应该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普通人不能告别自然规律生活，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带着自私自利、受欲望支配的动物性，公有的劳动干起来就是没有积极性，土地一分粮食就增产了，企业一私有就盈利了。只有人人皆为尧舜，人人成为雷锋，大家就可以得到异于自然规律的公正的生活了。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最后一章对中国哲学进行总结时指出对于形而上需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正”的方法，即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另一种为“负”，即说形而上学的对象不是什么。西方哲学的长处在于用正的方法，而中国哲学的长处在于用负的方法，例如道家说道不是物，不是有，而是无，例如禅师在向学徒用棒喝，用手指指月说明什么是禅，负的方法也能让人领悟是什么的问题。

我非常赞成冯先生的这个结论，在这里我想给他增加一个新的例证，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被中国人用负的方法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创造了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在他那里明确地告诉了我们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是公有制，分配关系是按劳分配，并且由这一基础决定的全部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这样一个完全异于欧洲发达国家的地方生根发芽了，我想马克思复活对此肯定很惊讶。

我们的主流观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两次飞跃，一次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一次创造了邓小平理论，虽然经过了如此之大的发展，我们现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反而不清楚了。从中国的现状来看，马克思和列宁所作的正的断言好像都没有了，好像就剩下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还在。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很多“负”的论断。毛泽东思想没有直接论断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什么，而只是提出了一个精髓——实事求是，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肯定不是照搬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本本”，不是从一个抽象原理出发去按部就班。莫斯科派和四人帮都用正的方法解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结果统统失败，只有邓小平点破了实事求是，实际上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不知道，但是“贫穷肯定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分化肯定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实践证明，这种负的方法成功了，我们抓住了机遇，没有继续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浪费太多的时间，而是抓紧时间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把经济发展起来了，把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问题留给有闲工夫的国内外学者。

冯友兰先生断定，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是相辅相成的，完整的形而上学过程必然从是什么的，正的方法发端，而经由负的方法达到发展的定点。按这个道理说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正的哲学土壤发端，而要在东方这个神秘主义的土地到达他的顶点。

 

整理者注：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今天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读到中国的佛学，书中提到要区分“中国的佛学”和“在中国的佛学”。玄奘开创的向宗以追求正宗的印度佛学为宗旨，结果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影响甚微。而兼容了道家思想的禅宗则成了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影响最大的一派。我并不是要否认玄奘西行取经和翻译传播的功绩，毕竟玄奘引入的大乘佛教对中国影响也不能低估。

只是在法学领域我们也应该研究“中国的法学理论”，而不应该在“在中国的法学理论”上花费太多精力。学术界总有这样的倾向，就是很想探究在外国理论和实践中，某某制度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似乎在德国本来是什么样的，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也应该是这样的。我想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研究的也不是中国的法学理论了，而是在中国的德国法学理论了，对于实际工作没有什么价值。

优秀的海归博士后涂序新同志从11楼跳下来了，不知道学土木的涂博士有没有参与建起一栋高楼，如果从自己建的楼顶跳下来，想想也是很悲壮的。

对于涂先生的死网络上议论纷纷，有人说是职业发展不顺利，有人说是家庭矛盾，当然是职业不顺利、挣钱太少带来的家庭矛盾，不知道什么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反正职业发展不顺利这个原因总是差不多的，很多人于是又开始声讨中国的学术体制了。

对于一个成家立业，有孩子的丈夫、父亲，选择跳楼，我觉得除非跳楼是为了实现一个更高的价值，超越家庭的高尚目标，否则很难理解。虽然我们的学术体制我们高校还很恶劣，但是好在我们不是在反右，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他的跳楼也不是在为一个什么更高的价值。

也许还是因为涂博士辉煌的简历缺少了一点挫折和反复，如果早几年他跳了，不过是各大名校每年都要发生的一件事故罢了，最多又有几个专家大声感叹一下，现在的大学生心理素质太差。

我觉得这个事件应该这样报道“海归博士后大学生涂序新跳楼自杀”

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上马哲、邓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课，说那是洗脑课。我看这帮人是信了一种邪教，叫无知教。其表现就是，天天被洗脑而不知道醒悟，有人来唤醒他了，反而来了逆反心理。天天看日韩偶像剧，被洗得哈哈笑；天天看美国大片，也被洗得哈哈笑，就像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子，天天跟小混混在一起觉得很自由很快乐，老妈教训他，他反而觉得不爽了，觉得要表现自己的个性了。小朋友们，脑子要清醒，要记得自己从哪里来，吃的是谁的奶长大的，老妈的话虽然唠叨，虽然听起来一点都不酷，但是那都是要听的，不听的话连做人的资格都成问题了。

当然，等到孩子们长大了，大多数还会明白半大不大时的逆反心理是多么可笑，父母的道路才是值得我们继续坚持的。

上海运管钓鱼执法的事情让我看了很愤怒，愤怒在于对于如此昭然若揭，人尽皆知的违法事实，还有人能够恬不知耻地掩饰、隐瞒。有些人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已经到了丧失基本良知，丧失是非判断能力的地步。

我觉得青年应该保持良知，不管到什么位置上，只有这样这个国家就还有希望。可是现在的趋势并不能让人乐观，你看看现在年轻人报考公务员最热衷的专业就可以看出来

海关、税务部门仍然是最热门的岗位，为什么，绝对不是年轻人对守卫国门，保卫国家税收特别有志向，他们看重的无非是这些部门特殊的福利待遇罢了，而这些福利待遇多是来源于不正当的部门利益罢了。年轻人要保持良知啊，不能到了公务员的岗位都成了闵行区运管部门那帮人。

 

现在发现了这个事实。我觉得研究生导师应该手把手教学生写几篇文章。先从期刊论文开始，然后是课题报告，最后是学位论文

先一步步教，然后慢慢放开让他自己走。

呵呵，好像太理想化了

媒体里介绍这次阅兵有诸多亮点，我都没怎么惊讶，只是女兵方队变多了让我感觉很怪。据说增加了女兵三军方队，女民兵方队代替了男民兵方队，天上还有女飞行员编队，好事的媒体又纷纷炒作什么美女方队之类的抢人眼球的标题。不知道我们民族的血液里染了什么病毒，到处喜欢看美女，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我一贯赞成男女平等，可是我觉得女兵方队多了并不是好事，本来有个女兵方队意思一下就够了，毕竟打仗这件事主要还是要靠男人，阅兵队伍里搞那么多歌儿美女，成何体统，如此以来，非要搞的全国上下靡靡之风大行，恢复不了汉唐气象，恐怕要蹈南唐、南宋饿覆辙。难道以后我们的军队也要像运动员一样，靠女兵去夺取胜利？？

昨天看一虎一席谈，讨论最近发生在中国各地的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在场观众和嘉宾几乎一致的意见是，环境污染的惨祸主要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失职造成的，大家都在思考怎么避免政府职能部门的失职。有人提出，环保部门应该实行垂直领导，不应该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这种提法不禁让我哑然失笑，似乎面对所有公权力部门失职的问题时，人们都不约而同想到要实行垂直领导，例如面对反腐败不利的时候，人们想到的也是让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实现完全的垂直领导，面对司法机关的不作为，人们想到的还是法院不能受制于地方政府。表面上看好像是个能起作用的办法，监管机关都对上负责，当然能够对地方的掣肘更加超然，敢于监督，且有能力监督。

实际上，这是个似是而非的办法。让我们好好想想，中国是一个少有的，地大，人多，而实行单一制，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我们要回避的地方政府，不也是对上负责的吗？不也是垂直领导吗？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还是对上级领导负责而不对地方群众负责，地方政府对于种种污染、腐败现象视而不见的根本原因不也就在于他们只对上级领导负责，而不用对地方的群众负责嘛？环保部门实现了垂直领导，似乎不用看地方政府脸色了，可是他又能剩下多少为地方服务的动机了呢？地方发生的污染又能让他们有多大的关心呢？

中国政治的历史，就是一部集权——崩溃——再集权的历史。一个看似成功的王朝，都是逐渐摧毁地方政治，权力逐渐向中央集中，人、财、物都向中央集中，什么时候中央政权腐朽了，一切政治设施就都崩溃，汉、唐、宋、明、清都是如此。集中，垂直都是靠不住。中国政治体制的前途应该在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优势，两个积极性，地方政府既对地方群众负责，又有必要的大局意识。中央政府既能强有力地保证全国市场的统一，又能尊重地方的自主权。

2009年的暑期档进入尾声了，一个感触就是——震撼。从星际迷航、终结者、变形金刚到最近的特种部队，（呵呵，我只喜欢看比较热闹的戏），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好莱坞已经没有耐心去讲故事了，直接就拿大场面、高科技来轰炸我们的试听，而且剪切越来越快，基本上是我们在家里拿着遥控器换台的节奏，不停地在各个线索之间跳跃，直到主角们从各条线索完成拯救世界的大任务。

最近看一部电视剧《王贵与安娜》，本来因为外景都是在武汉大学拍的，为了怀念所以看了看，没想到看着看着居然被感动了。尤其是11集那段，描述得大概是80年代初的那段物质生活还比较贫乏的岁月，王贵和安娜小两口有了两个孩子，王贵还要补贴在农村的父母，常常是月底就要断炊，为了几分几毛钱发愁。在最困难的时候，一向讲究的安娜，带着女儿推着三轮车到郊区捡菜叶，捡回菜叶以后做成腌菜，一家人吃的时候，王贵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以前，我是不喜欢这些生活题材的电视剧，我觉得一个有志青年，不应该耽于这些儿女情长，家长里短的情绪。现在才知道那是因为对生活的了解还很肤薄，对人类的情感还没有体会。电视剧里的很多情节我也经历过，只不过我是作为他们怀里的孩子经历的，那时候我和妈妈也去捡过菜叶，家附近开过小块菜地，听爸爸妈妈在计算几毛几分的生活费，甚至我妈妈也帮老家处理过梨子，呵呵，真是惊人的相似。俗话说，贫贱之家百事哀，但是也正是贫贱的生活让人能够接近生活的真谛。

突然之间，我也长大了，也要面临很多生活中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让我颇费思量。人生就是这么奇怪，当我们要做重大选择的时候，却正是毫无经验的时候，等我们有了经验，生活都过去了，传授给下一代，也成了间接经验，能不能有作用很靠不住。生活中由我们能够得到的，也有我们想得到的，是追求那些想得到而不可能的，还是好好珍惜那些能够得到的？也许很多不现实和贪婪的想法干扰了我们，我们应该回到生活的真谛，老老实实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幸福，以最本真、最朴实的心态去对待生活。

一位是美国的伟大法官，一位是共产党司法干部的榜样，这两者有什么共同之处？

最近看了一下我们最高法院搞的电视剧《苍天》，为我们回顾了一下马锡武同志的光辉事迹，电视剧里的马专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常常把一句话挂在最边上“为老百姓打官司”。那些信奉教条主义的所谓法学专业人士肯定对此很不屑，什么叫为老百姓打官司，法官为老百姓打官司了还要律师干什么？那样法官岂不是成了律师。

其实，伟大的法官都有律师的潜质。波斯纳在他的《法律、实用主义和民主》里这样解释马歇尔成为伟大法官的原因：“在四十岁成为首席大法官之前，马歇尔当了二十多年成功的执业律师。像马歇尔这样的好律师、特别是好的诉讼律师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结果导向的。当事人给他们规定了希望达到的结果，而他们使用律师业所有的修辞和策略手法来达到这一结果。……他想让最高法院成为与联邦政府平起平坐的部门，而且他想把宪法解释成规定了一个强有力的、促进商业价值的、限制民主之弊端的去全国政府。她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些目标，在现代读者看来，他甚至有些不择手段。在他用来达到自己目标的大量案例中，原告假装进行诉讼或者诉辩双方串通一气……”

富有影响力的法官倾向于实用主义。 

为什么这句话会红？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我们所有人小时候都听过这句话，都在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听到妈妈的呼唤。

虽然我们长大了，虽然我们已经不玩游戏了，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家，虽然我们的母亲已经老了，但是我们多么希望还能听到这句话，还能回到温暖的家，还能守着亲爱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