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于1978年岁末的那场伟大变革到今天，已经有三十个年头了。1982这个年份在其中并不是很显著。它不像1978一样标志着民族的伟大转折，不像1984一样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不会像1989一样给我们沉重的反思，也不会像1992一样成为照亮前进道路的灯塔；没有留下1997的欢欣鼓舞，也没有留下1998的惊心动魄。但是，1982的分量却深深印在每个法律人的心里。因为在这一年的岁末，中国有了一部新的宪法。如果要寻找一个中国法制现代化具有象征意义的起点，1982年正是我们出发的时刻。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则意味着我这个渺小的生命从这一年诞生，正是宪法草案公布的4月底。

在此之后，1987年民法通则开始实施，1990年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三年后我们有了第一部公司法，七年后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当我还在校园里快乐成长的时候，波澜壮阔的法治建设的历史，在教室外一页一页地翻过。在我进入大学开始学习法律的前一年，1999年一部新的宪法修正案把法治的现代化进程带入了全新的境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句掷地有声的庄严宣告结束了长久以来“法治和人治”、“权大和法大”的争论。虽然六年前，我们在经济领域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然而，到此时，中国的法治建设才有了坚定明确的方向。

1999年至今，我们的立法机关一直在高速运转着，生产者现代化的法律制度。但是，1999年之后的立法过程中争论和曲折变多了。物权法从草案到颁布实施用了整整八年时间，贯穿了我学习法律的全部过程，而且史无前例地经历了7次审议，之后的反垄断法，酝酿中的行政程序法，都让我们交替地处于期待和争论之中。

如果把一个国家自觉进行的法治现代化进程看作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二十七年的时间对于法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从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诞生到1810年刑法典标志的法国近代法律制度建成，不过二十一年。从1871年德国统一到德国民法典和商法典诞生，德国法律体系初步建立用了三十年时间。从1875年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建立立宪政体到1907年日本近代法律体系完成，也差不多是三十年。比较起来，从一九八二年出发的中国法治现代化也应该是一个80后的成年人了。童年的成长过程总是迅速而愉快的，而成年之后的成长过程将变得内在、缓慢，充满矛盾和困惑。生于1982年的我现在已经成为了检察机关的一名新兵，我的生命和法律的联系将更加密切。虽然成熟带来的烦恼还会很多，但是，如同对自己的将来充满信心一样，我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未来也充满信心。